任何系统设计都有一个准备、导入、实践测试、逐步完善的过程。药品集中大宗采购也是如此。

自2018年11月“4+7”试点以来，我国药品和高值耗材集中大采购已作为医改重要举措，已从试点走向常态化工作模式。目前，该工作正在取得进一步进展。

国家医保局近日召开的“保障人民健康，赋能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明确，2025年，医保部门将继续推进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大宗采购。国家层面上半年将启动第11批药品集中采购，下半年将启动第6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并将于2020年启动新一批药品集中采购。适当的时候。同时，在地方层面将启动具有专业特色的全国采购联盟。联盟数量预计将达到20个左右，涉及中成药、中药饮片、高值耗材等。预计到2025年，国家和联盟组织开展的药品品种数量将达到700个。

集中采购成效显着。一方面，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缴费压力，支持了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大大减少了一些药企的不合理利润，减少了腐败的空间，净化了医疗环境；另一方面，集中采购对内赋能企业发展、对外拓展市场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创新药腾出了医保基金空间。

对此，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人士表示：“以量换价”只是集中采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集中采购的内在属性具有很强的赋能正外部性。

但医疗一线的反馈表明，该系统仍有持续改进的空间。近日召开的地方政协会议已收到相关提案。一项提案对药品集中采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三个担忧”：担心价格降得过低，影响药品疗效；担心药品集中采购的问题。担心无法购买原创研究成果。药品;担心产业发展不可持续。

有提案称：“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一些集中用药效果不稳定，特别是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物、内镜检查肠道准备用的泻药、麻醉药品等。在临床使用中，经常有药物疗效不佳的报道。”有的甚至加大了药物的剂量，但仍然不起作用，面对这种情况，医生们很无奈，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也没有渠道向上报告，有时会因为病情的变化而出现效果不佳的情况。甚至有生命危险。”

消除各方“后顾之忧”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充分听取各方对集中采购的意见和建议，并不断完善，让良好制度设计的初衷结出更好的硕果。

一是确保药品集中采购质量。

体现质量最基本的方式是疗效，质量和疗效应该由一线医生和患者通过实际检验来“认证”。

国务院办公厅2024年1月印发的《关于推进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以下简称《常态化意见》）明确提出，首要原则是要求——为本，质量第一，只有第二。它以市场为主导，促进竞争。也就是说，药品集中采购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低价，而是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合理定价、竞争。

为此，必须对获奖药​​品的质量和疗效进行全程跟踪，让“一致性评价”结果在上市后保持稳定，而不是成为“一次性评价”。药物疗效的评价来源于临床数据。需要通过药品一致性评价加强上市后研究，提供更多的临床数据证明药品的有效性。

目前，部分获奖药品的质量和疗效缺陷尚无系统数据。随着医生和患者积累更多的“意见”，就会形成“事实上”的系统数据。

二是增强一线医患选择用药的权利。

在集中采购各项指标的制约下，一线医生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开药自主权。导致一线医生想开原研药却开不到，患者想用原研药却拿不到。

重要原因之一是指标因素引导。为推动药品集中采购，相关文件规定，对集中带量采购节省的医保资金，对医疗机构按规定留存结余给予奖励；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完善内部考核办法和薪酬机制，促进临床医师和药学人员的合理使用。药物治疗、鼓励优先使用选定的产品等。

真正将用药选择权和决定权还给一线医生，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有些药品无法纳入医保统一报销范围，向医生放权很容易滋生医疗领域腐败。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完善制度、加强监督和处罚来解决。毕竟，人的生命和健康是第一位的。

三是进一步加强药品集中采购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使机制更加科学，有更加明确、更加完善的法律法规可依 据。

2019年8月，国务院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2024年1月印发《关于常态化的意见》。不过，两者都还没有上升到监管层面，并不涉及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药品。集中采购难以匹敌。

下一步，要针对药品集中采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及时将政策法规升级为法规，进一步强化刚性规范。重点包括医保部门、药品监管部门、制药企业、医疗机构都要履行各自职责，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始终把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

总之，社会的反思是一个改进的机会。有关部门对上述建议迅速作出回应，强调要特别注意听取临床一线的意见和声音，进一步了解建议反映的具体问题，采取有力措施督促整改。为此，我们充分重视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希望今后响应主体更广、渠道更畅通、改进措施更快更有效，让药品集中采购更好惠及每一位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