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策状况与消费刺激。

政策力度和方向：2024年9月24日以来，政策转向，股市、债市表现分化。 9月下旬政策转向后，第一轮政策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为代表，第二轮政策以财政适度刺激消费为代表，但总体力度适中。例如，虽然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取得了进展，但解决财政紧缩状况仍存在差距。

消费刺激措施：2025年消费端刺激规模预计达到7000亿元左右。其中，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额度为1500亿元，主要集中于耐用消费品，2025年扩大至3000亿元，纳入手机等新产品；低收入家庭和特困户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补贴增加约1000亿元；公务员平均加薪约5%，这是2015年以来首次加薪。这些措施旨在刺激消费，发出积极信号。

2.打破通货紧缩框架并取得进展。

打破通缩之路：2023年7月、8月以来，有人提出中国需要采取三步打破通货紧缩，即重组债务、刺激经济特别是消费、通过改革稳定企业信心。 924政策转向之前，进展缓慢，不到五分之一。 924之后，地方政府债务重组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目前平均进度接近40%。

政策力度判断：通过改革支持消费、稳定企业信心仍力度不够。有专家学者提出，可能需要两年左右、10万亿元左右的一揽子政策才能摆脱通货紧缩，他们部分同意这一观点。现行政策受到中央财政量入为出、财政支出方向转变力度不够、房地产道德风险争论尚未彻底解决等刻板制约，影响了政策的有效性。政策。

3.财政支出转型和社会保障改革。

财政支出比较：在世界上许多富裕国家，20多个OECD国家的平均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社会保障福利。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占GDP的20%至25%。发展与中国的收入水平相似。中国国家也有10%到15%，而中国是8%。尽管较2012年翻了一番，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我国金融面临从建设侧向社会保障、福利和消费侧转型的要求。

社保改革的意义：据估计，如果要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低收入群体享受与正式职工同等的社保、医疗保险、教育、保障性住房等福利，中央政府将需要两三年内转移支付约7万亿元。元归根结底。这是值得的，因为农民工的储蓄率高达45%。社保改革可以释放预防性储蓄，改变我国消费不足的心态，支持消费。这是未来政策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

4、房地产状况及风险管理。

库存与市场担忧：中国房地产存在库存堰塞湖。全国新房库存2000万套，二手房库存2300万套，合计超过4000万套。全部消化掉需要三年多的时间。尽管中央提出了房地产止跌企稳的要求，但除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稍好外，二三线城市市场仍存在担忧。 924之后的小阳春将是短暂的。

国际经验与道德风险：许多国家都经历过房地产的起起落落。美国、丹麦等多数国家经过4至5年的调整周期后已进入新常态。房地产不再拖累经济。然而，日本房地产低迷已持续十余年，陷入长期通货紧缩陷阱。关键的区别在于中央政府和央行是否主动承担处置风险。中国在解决房地产库存堰塞湖问题上面临道德风险争论。尽管前两种心态有所改善，但道德风险之争尚未完全打破。

5.新兴生产力的投资机会。

AI应用优势：2025年、2026年是AI广泛应用年。虽然中国在早期型号研发和芯片水平上可能落后，但已经进入大规模应用实施阶段。中国依靠海量数据、丰富的生态场景、消费者对APP的认知度和应用场景的主动利用等优势，具有后来者的优势。近期假期期间，一些新模型或AI工具取得突破，表现出良好的性价比。

仿人机器人需求及中国优势：由于海外发达国家劳动力老龄化和资金成本上升，高度重复、劳动密集、危险的行业对仿人机器人替代人力的需求较大。未来5至8年的潜在需求为800万台人形机器人，市场价值高达4000亿美元。目前，人形机器人依靠中国的产业链来实现成本效益。我国在技术储备和上下游零部件方面已具备一定优势。

绿色能源转型机遇：中国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已具备先发优势。美国新政府上台后，新能源转型政策相对滞后，减排承诺较弱，甚至可能退群。中国可以以此为契机，与欧洲等坚定致力于绿色转型的经济体合作，通过合资或建厂的方式规避关税风险，继续发挥在绿色转型领域的先发优势。

6、中美贸易形势分析。

美国经济变化与政策制约：特朗普刚上任时（2017年），美国经济“两低一新”，能够承受刺激经济、减税、扩大财政赤字、提高关税等政策。如今的美国是一个“两高一高”的经济体。如果特朗普兑现其竞选承诺，如征收对外关税、降低国内税收、严格控制移民等，将推高通胀、降低经济增长、导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影响财政可持续性，并受到通胀、经济增长和股市反馈等诸多制约。

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特朗普上任后，对华加征关税的实施可能是阶段性的、相对温和的，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影响不会像2018~2019年那么严重。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例如，美国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18年的五分之一下降到如今的七分之一），并升级出口结构（以汽车、锂电池和其他人形和工业产品）。机器人等资本货物领域全球市场份额的上升部分规避了中美贸易摩擦和关税的风险。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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