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总需求结构失衡是制约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总需求结构由投资外需向居民消费转变，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原因在于，我国此前的经济追赶模式和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繁荣，导致投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居民消费比重下降。家庭消费占总需求。为稳定经济增长，我国在实施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法制建设，改善需求结构，深化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总需求结构失衡是制约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因素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正在经历从后发国家到发达国家、实现经济赶超、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的三重转型过程。经济，以实现其发展战略。随着生产体系的完善和产能的提高，制约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已从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如何为生产活动提供足够强劲的需求动力，是各国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赶超过程中始终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世界其他人口大国的发展经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2020年以来，我国先后提出“发挥我国超大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为实现这一转变创造了条件。
从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到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平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50%，投资比重接近30%，净值出口接近于零。 1992年至2000年，投资和净出口比重上升，居民消费比重下降至45%左右。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至2011年，投资和净出口比重进一步上升，分别达到40%和5%左右，而居民消费比重则下降到40%以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净出口比重下降。 2012年至疫情前，净出口占比下降至2%左右，但政府消费和投资占比上升，居民消费占比略有下降。 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总需求结构出现缓慢、被动调整。投资比重小幅下降，居民消费比重小幅上升。总需求结构调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居民消费比重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而且明显低于中高收入经济体和世界平均水平。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保持在50%至60%之间，而中高收入经济体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约为45%和55%。然而，我国目前家庭消费比例不足40%。等级。相对于投资和净出口，家庭消费波动较小。因此，较高的居民消费比重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相应地，投资占我国GDP的比重明显较高。近几十年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居民消费能力有限，难以为企业生产的产品提供充足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人均资本量远低于发达经济体，资本回报率较低。高位、投资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长期来看，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1978年至2000年，每年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平均为36.36%，2000年后上升至42.65%，2023年为42.08%，远高于发达国家20%至25%和发达国家35%的水平。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 。
当国内收入水平较低、市场规模较小时，国际市场和出口就成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过去四十年，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额从1978年的不足1%上升到2023年的14.12%。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在此期间均大幅下降。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与主要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变化，贸易争端更加频繁，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减弱。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体现在净出口占GDP比重下降。我国这一比例已从2007年最高水平8.68%下降至疫情前的不足1%。虽然近年来有所增加，但也只有2%左右。虽然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仍略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但显然与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相比，国际市场很难成为解决我国需求不足问题的主要途径过去四十年来一直如此。方式。
当前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原因分析
在经济追赶和经济开放过程中，强劲的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始终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外，快速城市化带动了房地产市场长达二十年的繁荣，房地产投资需求迅速扩大，房地产价格上涨产生的财富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随着我国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出口占世界比重的提高、城市化进程放缓和人口迅速老龄化，投资和出口需求逐渐放缓。另一方面，过去四十年资本的快速积累导致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较快，工资性收入增长较慢，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导致总需求下降。结构失衡，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日益凸显。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追赶。 199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4.1%，低于印度和越南，而巴西和墨西哥分别是中国的8倍和9倍。到2023年，中国人均GDP增长至美国的30%，远超印度和越南12.5%和18.6%的水平。巴西和墨西哥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三十多年过去了，与美国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
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必要条件。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资本可以获得较高的边际收益，从而导致较高的投资率和较快的投资速度。另一方面，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口和劳动力也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延缓人均资本的增加和资本边际回报的下降，从而使投资能够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快的增长。较长的一段时间。从国际比较来看，1996年至2023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年均增长率达到10.1%，不仅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不足3%的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2%至8%的水平。其他新兴国家的增长率。更重要的是，中国固定资本形成增速的稳定性远超其他新兴大国。
中国的快速投资不仅得益于直接生产性投资，还得益于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中国长期以来大力投资交通相关基础设施，建立了高水平的物流体系。根据世界银行的评级，其质量不仅远远超过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优于欧盟和欧盟。美国仅略低于日本，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政府弥补了饮用水等生活基础设施方面的短板，水平越来越接近发达经济体。
在经济追赶阶段，更快的投资增长和更高的投资比重有助于实现更快的资本积累，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和技术水平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与1978年相比，2019年中国人均资本增长35.5倍，远快于东亚、东南亚和拉美其他代表性经济体。这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但随着人均资本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投资增速的趋势下滑是必然结果，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会相对减弱。
经济开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经济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能够利用国际市场解决发展初期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自1978年以来不断上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36%的峰值，此后不断下降，2016年后降至20%以下。从其他人口大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未来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有利于促进企业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提高效率，但很难以国际市场作为主要途径。解决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追赶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23年的66.16%。从1996年到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城市人口年均增长保持在2200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创造了对城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大量需求，使房地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比重从14%上升到28%。与此同时，房地产价格也持续上涨，涨幅远远超过同期价格总水平的涨幅。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2020年以来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大幅下降，从之前平均每年2200万人下降到1200万人左右。另一方面，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中国总和生育率大幅下降，从1990年代中期后的1.65下降到2021年以来的1.2，人口规模自2023年以来出现负增长，人口结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老龄化方面，2018年以来，65岁以上人口比例每年平均增加0.55个百分点。由于城镇化进程明显放缓、人口结构发生显着变化，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阶段。 2022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每年下降10%左右，成为经济放缓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持续快速的投资实现了资本快速积累，缩小了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差距，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另一方面，这也导致资本数量快速增加，超过了同期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导致利润、利息等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而工资等劳动报酬或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下降，从而扩大了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差距，进而导致家庭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下降。此外，该比率的上升也意味着资产回报率的下降，抑制投资需求的进一步扩大。随着外需减弱，居民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低迷，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企稳恢复的主要障碍。
经济展望与政策建议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新质量生产力驱动下，明年我国有望延续企稳回升势头，非常规逆周期政策将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任重而道远，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综合以上因素，预计2025年GDP增速将维持在5%左右，CPI小幅上涨至0.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至5%左右。
非常规逆周期政策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经济结构失衡特别是需求侧结构性失衡是制约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根本原因。从以往经验看，只有在实施逆周期政策的同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才能为长期增长注入活力，促进我国经济稳定长期发展。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改善收入分配。
长期以来，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直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只有持续稳定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才有可能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在投资和出口需求放缓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将成为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解决总体问题。需求结构失衡和供需总量失衡问题。
二是逆周期政策要与结构调整政策相协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非常规逆周期政策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但宏观经济要继续健康运行，必须解决前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因此，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是协调逆周期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优化经济结构。因此，逆周期的重点应该是增加居民消费、提高投资回报。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改变以往拉动投资的政策思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直接惠及民生的支出比重。
三是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配合，使供需总量更加平衡。
根据古典经济理论，供给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因此，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矛盾造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使生产供给结构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实现经济复苏。但正如前文所述，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往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因此，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供给侧质量提升是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在提高效率的同时，还要推动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使生产供给产生的收入更有效地转化为总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使总需求结构更加协调和恢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对平衡。地位。
四是制定实施标志性改革举措，激活市场活力。
中国经济的一大制度优势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通常可以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动力，持续推进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已成为中国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宝贵经验。通过20世纪80年代初设立经济特区、90年代初设立证券交易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推动国家体制改革等标志性改革举措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国有企业和住房制度。 21世纪初的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不仅完善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也为长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为经济恢复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因此，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实现更快增长、更高质量发展，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尊重和保障个人和社会的基本权利。企业。 ;政府调控和引导经济的主要手段由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政策；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约束，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更加清晰和固化。
（本文摘自南开大学中国现代化发展研究院《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相关内容。撰写团队专家：梁琪、李俊庆、郭玉清、李雷、张云、李保伟、郭金星、杨光、宋泽）